作为车队老板，托托·沃尔夫在F1赛场已经赢得了所有能赢的荣誉。
2014至2021年间，他带领梅奔连续八年斩获车队总冠军，创下F1纪录，这支车队也因此跻身这项世界锦标赛75年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之列。
托托于2013年开始执掌梅奔，尽管车队此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到来之前罗斯·布朗奠定的基础，但他此后带领车队走过了多个不同的阶段与时代——从刘易斯·汉密尔顿与尼科·罗斯伯格之间火药味十足的队内竞争，到今年开启的后汉密尔顿时代。
目标始终如一：做到最好，拿下第一。但近年来，这项任务对梅奔而言愈发艰难。他们的赛车设计不够出色。
“并非自视甚高，但我们的目标就是赢下比赛、冲击冠军，”托托在接受TA采访时表示，“目前来看，我们显然处于第一梯队，但还没达到顶尖水准。今年，迈凯伦是标杆；去年，则是红牛。所有人心里都在想着如何不断提升单圈速度。”
对托托而言，这种渴望并非只盯着F1内部就能满足。尽管F1的世界包罗万象，但偶尔退一步，从其他运动、领域或行业的视角来看待它，往往能带来全新的见解——关键是，能促成进步。
“我关注F1圈子之外的一切，”托托说，“都是为了在F1做得更好。”
2025赛季是F1现行赛车规则实施的第四个年头。这套规则自2022年生效起，梅奔就失去了在F1中的顶尖地位。用托托的话说，这是“一次残酷的觉醒”。
梅奔在地面效应时代的挣扎早已不是秘密。他们尝试过激进的设计方案却以失败告终，导致车队落后于最快的竞争对手。虽然在特定条件下——尤其是低温环境中，他们仍能偶尔取胜，但通常情况下，赛车缺乏极致速度。
更糟的是，他们始终无法理解赛车表现波动的原因。2022和2023赛季末段展现出的好转迹象，后来证明只是假象，并非车队所认为的明显进步。更棘手的是，梅奔甚至搞不懂为何无法在赛车设计上实现突破。
“我们的赛车表现不稳定，”托托回顾2024赛季时说，“今年，我们的赛车平台明显更稳定了。当我们做出调整，预期赛车会有相应反应时，它确实做到了。”
至少在2025赛季上半程，梅奔保持了稳定发挥。乔治·拉塞尔频繁登上领奖台，还在加拿大站从杆位起步拿下冠军——汉密尔顿冬季转投法拉利后，他为梅奔的“领军”角色开了个好头。拉塞尔的新队友、18岁的基米·安东内利，也证明了托托大胆启用新秀的决定是正确的：迈阿密冲刺赛杆位、加拿大站首次登上领奖台，表现可圈可点。
梅奔的回升幅度或许不及迈凯伦，而且在2026年规则再次修改前，要想认真冲击冠军可能为时已晚。但这表明，他们已经从这个时代最初几年的艰难中吸取了教训。
“如果一直处于失利的势头中，确实很难熬，因为你看不到隧道尽头的光亮，”托托说，“只有当胜利回归时，一切才会变得清晰。赢的时候，你会说‘那段日子很难，但我们学到了很多’，但身处困境时，你只会觉得难受，感受不到成长，只剩下煎熬。”
今年，梅奔最大的变化是汉密尔顿的离开。在为车队效力的12年里，他拿下了7个世界冠军中的6个，成为F1数据上的历史最佳（胜场数超过迈克尔·舒马赫，两人的冠军总数持平）。曾几何时，汉密尔顿设想过与梅奔相伴终身，最终却难抵法拉利的诱惑。
汉密尔顿的离开，无论从职业还是个人层面，都对托托产生了影响。他不仅失去了这位定义了车队诸多成功的车手，也眼看着一位挚友离去。但正如托托所说，这种“新常态”很快就稳定下来。
“我很自豪，即便在艰难时刻，我们也保持着良好关系。我们共同庆祝了12年的合作——这是车手与车队之间最长且最成功的合作，”托托说，“即便他现在身处红色车库而非黑色车库，我们依然是彼此信任的好朋友。”
托托花了几场比赛才适应这种变化。“显然，看到他站在恩佐·法拉利故居前的第一张照片时，我才意识到‘哦，这是真的了……’”托托笑着补充道，“有点哭笑不得的是，他居然穿了西装，我跟他说‘太不可思议了，12年了，我居然没让你穿上过西装！’”
托托表示，他们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，他和妻子苏西仍会在比赛之外与汉密尔顿相聚。
拉塞尔从容地接过了汉密尔顿的接力棒。他今年的表现赢得了整个围场的赞誉。“乔治从来都不是什么‘小跟班’，”托托说，这一点从成绩中也能体现——在两人搭档的三个赛季里，拉塞尔有两个赛季得分超过汉密尔顿。
关于梅奔可能签下红牛的马克斯·维斯塔潘的传闻一直存在（托托接受TA采访时，这些传闻尚未升温）。但托托明确将拉塞尔视为F1的精英车手。他说，有时很难做出这种判断，因为车手的表现“可能会受赛车性能的影响”。
托托补充道：“但我们对谁是最优秀的车手有着清晰的认知，这样的人并不多。”
橄榄球联盟是托托一直推崇的运动，它蕴含着力量、团队合作与韧性的原则。而且，作为一个高大的少年，他在这项运动中也取得过一些个人成就——司职第二排。
“奥地利国脚！”托托自豪地回忆道，“我有两次出场纪录。一个奥地利人打橄榄球——这就像有人在撒哈拉沙漠滑雪一样稀罕！但我们当时动力十足。”
但他是不是曾开玩笑说，可供选择的球员只有15人？
“没有！”他笑着反驳，装作被冒犯的样子，“你把情况说得太糟了！我可是1990和1991年的校级冠军！”
抛开玩笑不谈，托托一直对橄榄球领域的顶尖选手心怀敬意，尤其是新西兰全黑队，以及他们“战袍承载传承”的理念。塞里·埃文斯博士是著名的运动心理学家，曾为全黑队2011和2015年赢得橄榄球世界杯立下汗马功劳，在托托执掌期间，他也曾为梅奔效力。
“我对竞技表现很感兴趣，”托托说，“我敬佩那些在某件事上做到极致的人，无论是在体育界还是手工艺领域。看到有人把事情做好，我会由衷地感兴趣和钦佩。显然，体育赛事能清晰地展现一个人是否足够优秀，因为计时器从不说谎。这也是我喜欢看体育比赛的原因。”
另一个给托托带来巨大灵感的人是曼城主教练佩普·瓜迪奥拉。和托托一样，瓜迪奥拉在一支球队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，并且在不同时代都能不断革新。托托表示，两人是通过一位共同的赞助商“多年前”认识的。
“他是我的朋友，”托托这样形容瓜迪奥拉，“显然，他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专注于F1，但我们总会有联系，经常进行愉快且深入的交流。”
托托发现自己与瓜迪奥拉有一个共同点：对竞技表现有着极致甚至近乎偏执的追求，渴望做到最好。
“我们的精力完全集中在这上面，不容许任何分心，”托托说，“这可能意味着，有时我们看起来有点偏执，但这只是极度专注的表现。我认识的许多在各自领域取得成功的人，都是因为他们只专注于自己的事业。”
但这种“专注”并不意味着要无视F1之外的一切。对托托而言，他所有的职业思考最终都会回归到同一个优先级：梅奔车队。
“我关注金融市场时，会思考其中的策略、风险承担或风险规避等方面，能否应用到F1中，”托托说，“政治对我们的赞助环境有何影响？再到任何细节，比如关税——关税对F1意味着什么？所有这些最终都会聚焦到我对F1的专注上，只为做到最好。”
托托认为，这些因素对F1整体意味着什么“很难说清”，因为全球政治和经济的波动性太大。“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目标，”他说，“本质上，对我们这个行业而言，当赞助商考虑在这项运动中投资时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和动荡绝非好事。他们的核心业务今天可能与昨天就有所不同。”
“梅奔出口到美国的汽车突然要缴纳25%的关税，这显然会改变他们的商业案例。这对我们有何影响？当你观察这些领域的动态时，会发现与我们圈子里的情况有太多相似之处。”
托托意识到，F1往往过于封闭。“你会发现，人们似乎认为F1就是一切，”他说。人们的生活围绕着一场又一场比赛、一条又一条赛道、一个又一个机场展开。但在全世界的注视下，你不可能忽视外部世界的影响。
“如果不关注这些方面，”托托说，“你就无法推断出对我们车队和F1而言，什么才是重要的。”
上周克里斯蒂安·霍纳突然被免去红牛车队领队一职后，托托成为了F1任期最长的车队负责人。他也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非工程背景出身的车队老板之一，而现在工程背景出身的人逐渐成为趋势。
有两位工程师在F1崭露头角并走上高层领导岗位，他们都曾是托托麾下梅奔冠军团队的核心成员。詹姆斯·沃尔斯曾担任梅奔赛车运动战略总监，堪称托托的得力助手，2023年1月被威廉姆斯挖走担任车队负责人；安迪·考威尔如今是阿斯顿·马丁的车队老板，曾主管梅奔的引擎部门。
当TA在新闻发布会上问及沃尔斯，托托对他的职业生涯和领导力有何影响时，坐在他身旁的托托对着麦克风开玩笑说“影响了所有方面”。但对沃尔斯而言，这并非玩笑。
“托托把我带在身边，慢慢让我在组织中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，让我接触到他日常面临的困难，但始终处于一个安全且积极的环境中，”沃尔斯说，“毫无疑问，如果没有他的专业知识和指导，我早就一败涂地了。”
托托正在为梅奔备战2026年的又一个“新时代”——届时新的技术规则将生效，一张白纸般的机会有望让车队重返巅峰。上一次F1修改引擎规则时，梅奔借此拉开了与其他车队的差距，这一优势维持了八年之久。如今，类似的机遇再次来临。
“我的想法是长期留在车队，关注未来5年、10年、20年的发展，思考‘我们做对了什么？做错了什么？哪些决策被证明是不太理想的？未来我们能做出哪些改变以做得更好？’”托托说，“这是一个始终有趣的过程，也是我真正热爱的事情。”
对托托而言，关键在于未来：吸取近年来艰难岁月中的教训，结合从F1之外的世界学到的一切，为梅奔谱写新的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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